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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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
2019-10-26 17:18

  :政治整合应是社会组织的重要功能。为了克服我国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未能充分实现的弊端,应在准确辨识我国的社会分化和社会组织的功能不足与充分理解与社会组织政治整合相关的概念框架的基础上,阐释社会组织政治整合功能的必要性并分析其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切入点。继而,依据最大共同性原则,检视西方经验和我国实际,在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作用的主要实践模式中加以选择和实践。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进入到了结构多元化阶段,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日趋复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下,社会组织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党建等多个方面方面,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逐渐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为了科学理解社会组织的基本职能,准确把握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基础定位,实现以社会组织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的良性互动,构建有益于政治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法治型、共享式、科学化的社会组织,提高社会组织建设的国家安全意识,有必要对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进行充分和深入的研究。

  社会组织能否具有政治整合功能,如何实现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实现,要探讨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弄清从二者间的现实需要以及理论可能,即厘清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面对的根本挑战与基本概念涵义。

  首先,是厘清为什么要“挖掘”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或者说,出现了何种社会问题呼唤社会组织要发挥政治整合功能。我们认为,这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方面,当前中国社会分化现象较为显著。众所周知,社会分化并非都是坏事,但是过度的社会分化则是社会问题滋生、政治稳定消失的重要表征。在当前,成为“我国社会问题”的社会分化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利益分化,即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利益主体之间不断分化、组合,以及各利益主体因利益实现渠道和实现程度不同而引起利益差别的过程,其是阶层分化、组织分化、权力分化等分化的基础。第二,阶层分化,近年来,我国社会阶层在持续“细分化和耗散化”的同时,出现了“凝结化和组织化”的新变化。在较为公认的十大阶层[①]的划分基础上,每个阶层内部又出现新生阶层和过渡阶层,阶层的标示性逐渐降低;但是,主体阶层的分化却有所加剧,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国家和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商服员工之间的差异性明显,且相互流动较少。这是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不理解与不认同现象的重要原因。第三,价值分化,任意的价值观念分化是社会问题“爆炸式出现”的催化剂,此类分化包括,① 主体价值观分化,其根本在于“谁的价值观”,虽形成周期较长,但是一旦形成则化解难度最大;② 区域价值观分化,其因地缘、文化、语言的介入而更为复杂,往往是多种分化更为复杂的特点,它不仅有区域之间的价值观分化,而且有区域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分化,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分化相互交织的状态;③ 代际价值观分化,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代际间的价值观差异性很大,所谓“80后”、“90后”,其区分的主要标准就是“价值观”既与传统价值观存在较大差别,而且又多呈现出不断变动的新特点,而所谓“价值观危机”、“道德沦丧”、“一代不如一代”等问题正是代际价值观的分化表现。[②]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其政治定位、意识与责任感较为模糊。不同的社会组织具备不同的社会职能。无论是广义社会组织还是狭义社会组织都是社会组织和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密尔早就指出,个体不是社会的真正主体,而组织和团体才是社会运作的“创建者”、“操作手”和“责任人”。不过,由于对社会组织界定比较模糊,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公民团体、中介组织、群体组织、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第三部门组织、志愿组织等均可代表一定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因此社会组织往往在“私人性”与“公共性”间摇摆。这样一来,社会组织能否具有政治属性,是否具备政治职能进而能否实现政治整合的功能也就莫衷一是了。我们认为,社会组织倍受重视,从“加快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到积极“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进而提出“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中,社会组织绝不是国家治理的对立面,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是“政治功能”社会化的载体,因此社会组织需要具备政治整合功能。

  既然社会组织应该且能够具备政治整合功能,那么下一步就需要阐明社会组织所要实现的政治整合是何种政治整合,即社会组织语境下的政治整合具有哪些基本范畴,分别具有何种涵义。具体而言,相关核心概念包括:政治冲突、整合与政治整合。

  第一,政治冲突。“冲突意味着感知到的利益分歧,即当事人各方当前的期望存在矛盾这一信念。换句话说,冲突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当事人一方得偿所愿,那么另一方(或其他各方)就会蒙受损失。”[③]而政治冲突是政治体系中的不同个人或群体,由于利益的不一致和对同一利益均具有要求而产生的矛盾,其既可能是对抗性的,也可能是非对抗性的。传统政治理论认为政治冲突是一种消极性的社会状态。事实上,政治冲突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反映了以利益、观念、政策、个人或利益集团敌对性遭遇或对抗为特征的社会现象。对于国家,解决政治冲突根据激烈性程度不同可以采取社会压力、经济限制、政策干预与暴力管制等不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冲突具有正向性,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利于社会革新和避免社会僵化。当代,政治冲突已成为民主政治的外部条件,对避免制定非理性和不成熟的公共决策具有积极作用。而且政治冲突的公开性表明社会团结和政治稳定的必要性,在“沉默-断裂”模式转向“公开-博弈”模式中,凸显了团结、稳定与协调的社会结构的重要。此外,政治冲突的极端形态,如和分裂主义等具有凝聚性,其激烈程度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恰呈正比(参见图1[④])。

  第二,整合。顾名思义,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⑤],作为政治学的术语,其具有“使一体化”、“使结合”的涵义。斯宾塞认为,社会进化定律规定,进化发展中社会的功能结构会一方面不断分化,另一方面却形成新的复杂统一体,即“整合过程”。在中国,“整合”概念得到广泛运用并为公众所接受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情况。经过多年的研究,整合已经成为政治学、社会学的核心概念之一。相比之下,社会学构成整合研究的支撑性学科。在这个意义上,整合(integration)是指在一定的自然、历史条件下,通过各种方式将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组成社会结构系统的各个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功能等协调起来,缓解冲突,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规范、有序的平衡体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运转机制及其一般化程序。[⑥]就总体的社会整合而言,其类型通常有经济整合、政治整合、文化整合等。

  第三,政治整合。通常,“政治整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的政治体结合成一个整体,或指对附属的政治或地区确定国家中央权力,或将政府与被治者联系在一起,或与维护社会秩序相关的最低限度的价值一致性。有时,也指一个民族为某个共同的目的组织起来的能力。[⑦]总体上,政治整合意味着指占优势地位的政治主体,将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有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心框架,化解矛盾与风险、促进融合与合作,从而维护动态稳定和获得可持续发展动力的过程。具体到国家建构层面,政治整合往往被等同于政治一体化,即若干个政治单位合成一个整体。这些政治单元在原则上不一定是按照地理划定的,但这一术语通常是指几个独立国家的结合。就这种结合所形成的整体而论,这一术语的含义始终不太清楚,其最严格的定义是指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合并为一个国家。”[⑧]而在社会建设的层面上,政治整合主要能指:① 以维系生产关系和政治秩序,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理念,运用不同方法而实现的利益协调、矛盾缓解、一致状态与共同利益、目标及力量。② 是不断实现的“政治秩序趋于和谐的过程或结果。”[⑨]③ 是政治力量一体化,政治体系能够维系实践政治系统良性有序运转的过程和状态。[⑩]④ 是偏重于将差异明显的地域、价值观念、社会群体、目标体系和行为方式进行强制性协调同意的政治交换方式。

  政治整合离不开顶层设计与主导力量。不过,随着社会力量的发展,特别是组织化的社会力量规模化,社会分化和冲突普遍存在于其中甚至由其激发,因此在完善法制基础上规制社会组织行为的同时,要注意挖掘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特别是其在主体建设、观念传播和意识形态建设等方面的特殊作用,通过重构其内部运行结构、优化组织目标、再造组织观念文化等方式而使社会组织成为政治整合优化方案的提供者和政治整合过程的主要参与者,进而维护社会政治生活的和谐运转。理解社会组织语境中的政治整合,应注意:其一,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不同于高度政治干预。具有高度政治干预性的政治整合往往可以迅速释放能量,且“形式上是出于群众自愿,实际上是政治压力压上去的”[11]。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既无法实现政治资源的全面调动,且不以社会一元化为整合目标,其整合内容主要是监督国家权力、影响公共政策、约束成员行为(组织自律)、维系法律和社会秩序,其不同于提升政治压力式的政治干预。其二,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具有全面建构性。其不是个别领域和问题的“处理”、解决与调试,而是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领域。其三,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需要充分调动社会大众,做到“有利于团体内或团体之间合作的网络、共享规范、价值和理解。”[12]其四,社会组织政治整合的目的不仅局限于减少社会分化,而是谋求更长远意义上的社会均衡治理与和谐发展,既要缓解当前社会分化危机,又维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逐渐改革“机械式”整合的过程中,实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领域的均衡发展。

  国家终将走向消亡,而国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及其履行的政治职能将归还于社会,而这样的社会是由“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所组成的,因此一元化的国家治理将最终成为多元化的社会治理。而政治整合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职能也会依照此种规律而逐渐被“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体所掌握。可见,从本质上看,社会组织不但可以而且必将具备政治整合的职能。那么,在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历史转变中,就很有必要阐明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对此,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析。

  从整合方式角度看,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发挥以下作用而有助于实现其政治整合的功能。其一,监督政府权力。政府内部的权力制约固然是必要的,但最重要的制约应来自政府之外的社会。民间组织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人们的公共意识,为人们提供自我组织的空间,从而使民众有可能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其二,参与政府决策过程。据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早些年的调查,在被调查的社会组织中有近60%的民间组织向国家或地方政府部门提出过相关政策建议;而浙江大学某课题组的温州调查(2003)表明82%的社会组织进行过政策建议。其三,代表(甚至替代)政府进行某些比较敏感的政策或者制度等的试验。对于一些比较敏感的政策或者制度,政府盲目实施的风险就比较大。而民间组织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甚至避免这些风险。以国际计划为例:国际计划通过长期的试验性的社区发展模式探寻,形成“示范模式”后提供给政府,最后由政府来贯彻实施。社会组织在发挥其政治整合功能时,彰显了其作为第三方的中道性和干预性。如果在某一冲突过程中,冲突双方已经能够自行解决冲突的主要问题,实现了有效的进展,那么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的政治整合功能比较有限。但是,在当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下,特别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性问题往往难以自行解决,而且社会组织时常会成为冲突当事者。这既是社会组织作为社会主体的特性决定的,也与其政治整合功能的发挥不足密切相关。实际上,很多研究证实,“尤其是那些积极且带有强制性的干预,在争议双方已经朝着冲突解决方向努力的情况下,会适得其反” ,这表明国家的强制性整合的缺陷而造成的缺位需要有“软整合性主体”的社会组织来填补。

  从整合效果分析,“整合式解决方案”模型可以将整合方式的行为后果呈现出出来,更加直观地表现社会组织政治整合功能的类型(genre)。我们认为,只要社会组织能够提供某种方案兼顾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或价值诉求,那么整合式解决方案就有存在的可能(参见图1)。从社会组织的特性角度来看,它至少能够提供四种基本共同愿望生产模型。第一,即最佳选择,社会组织提供超越冲突各方(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任意层面)的最佳方案。(参见图2)

  另三种情况都非最佳状态,但更接近现实状态,即在既存利益或价值在矛盾情况下的整合式方案与结果。其中,情况二和三是因为某一方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上升,而另一方能够接受的结果。在这里,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选择起到了遏制愿望扩展方的非合理性因素,同时设置愿望受损方的可期待利益以及既存利益关系的协调。(参见下2图)

  当任何一方能够接受的(整合式的)选择方案已经不再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并不是因为整合方案的存在而化解,而是因为“暂时接受性”的行为需要而存在时,最后一种方案也就出现了。这种稳定性类似于“零和博弈”,重点在于诉求妥协,无需以“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妥协理由和方案为基础,即政治妥协。(参见图4)这时,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仅具“行为表象性”,而未能充分发挥。

  从整合模式层面看,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主要存在两种模式。其一,多元主义(pluralism),侧重社会组织的自我管制与约束。在政治共同体演进的过程中,多元主义逐渐诞生。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区别于政治组织和自主的社会共同体,它主要是在组织机构和部门间达成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合秩序,通过自我约束和管理机制,別决于政治组织的干涉和影响。这种模式下,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分庭抗礼,二者的关系可以用契约与合同的性质表述,社会组织以实现公民权利与生活自由为己任,形成公共性的参与模式,并且起到督促和制衡政治组织力量之作用。社会中心论便是多元主义模式下的典型代表,即社会权利扩张与实现,约束“大”而“公”的国家权力,个体自由不受国家的干涉与侵扰。其二,法团主义(corporatism),主张社会组织是中介和润滑剂。法团主义模式意旨社会组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是沟通二者之桥梁,通过社会组织的居间润滑和搭线联合国家与社会,目的在于实现社会之稳定与和谐。法团主义之模式源于欧洲盛行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法团主义者认为,只有某种强制性的政治联合结构才能够避免冲突带来的社会分割或分散[13]。此种模式下,社会组织被政治体系所网罗和吸收,社会组织通过法律的授权、免于竞争性的行为与政治组织进行沟通与联络,其地位和相关决策建议受到组织的保护和支持。法团主义致力于以一种相对温和的、有序的、稳定的体制建立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与政治危机的消除。应该说法团主义面向的是社会现实,其有着强烈的社会关照感与现实感,它期望建构连起国家权威与团体精英的桥梁,使他们原有的竞争与混乱局面消解,继而使他们进行合作和相互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法团主义居间牵线致力于以上二者合作契约的达成。这种模式下,整体的权利架构以社会组织为桥梁向政治组织靠拢与聚会,从纵向上看功能团体因这种细微的连接而实现和发挥整体的效用。此时的社会组织兼具利益整合与接受行政委托之作用。社会组织的这种居间联系和整合效用最大的意义便是改变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之关系,使二者通过合作而共赢,免于竞争导致的效率低下。

  具体到当代中国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上述模式在实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客观情况或现实挑战也是影响其政治整合功能实现的重要因素。其一,中国社会组织政治整合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国情。若要寻求我国政治整合的新途径,并期望通过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达成国家——社会良性互动的局面,以此实现社会政治整合之目标,必须要结合我国特殊的社会政治传统与当下的制度体制。面对中国国家与社会所需要的权力分立前提并不具备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环境,培育出依靠中国社会组织所架构起来的政治整合模式显得更为重要。其二,中国社会组织自身存在异化的可能性。一则是大多数社会组织的营利性很强,大部分社会组织的经费保障有限;二则是某些社会组织易蜕变而非法化,如以民族、宗教为共同点而形成的极端宗教和组织;三则很多社会组织难以实现社会效应,因其谋求“影响力”而忽视了与对基层社会的服务与反馈而形成了“半官办民”性的组织架构,难以符合社会大众的需求。其三,中国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一般认为,市场和政府的失灵之处就是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的空间,由此产生了国家-市场-社会的均衡态势。但是,对于我国而言,大多数社会组织脱胎于政府部门(国家事业单位),从源头上就较为缺乏自主性。特别是在处理“政府引导”和“政府领导”的关系问题时,依赖性限制了社会组织能动地进行社会动员和整合的作用,甚至沦为政府决策的“传话人”;而一些社会组织为了体现自己的独立性,矫枉过正,缺乏与政府间的合理互动。这都是依赖性的表现,既限制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又不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甚至还会造成社会意见的僵化、断裂。其四,社会组织自身的整合能力的固有缺陷。原则上,社会组织的独立性、自治性、公益性,组织方式的灵活性,社会成员的自愿性等优势决定了其可以提供和整合国家所不能提供和整合的服务,使社会组织能够吸收广泛民众的参与,通过组织内部的平等协商沟通,整合个别成员的偏私,形成理性的社会诉求,汇聚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但社会组织自身的专业性和个人的多元性等因素的存在,也决定了其存在整合的缺陷:一方面,社会组织目标不可能涵盖所有成员个体的具体目标,组织中个体的需求始终存在未被满足和未得到充分满足的部分[14],此种不协调与矛盾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组织自身的机能与整合能力和功效的发挥;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的公共性与其竞争性导致的垄断性乃至“霸权性”存在潜在的冲突,如“(20世纪70年代)在西、北欧诸国垄断了行业利益代表权的大型社团组织与政府共同建立起阶级合作体制,其结果是缺乏组织手段,普通民众被排斥在政府决策过程之外。”[15]其五,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避免国家权威的流失。马克思主义认为,组织的社会化过程能填补和完成国家的职能,从而组织权威必然会挑战国家权威。如,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后的国家对经济社会影响力的消解就是典型。但是,在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异化可能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消解是存在较大风险的,国家认同弱化以及核心价格观模糊等问题也就难以避免了。其六,全球化给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带来挑战。据不完全统计,发达国家存在大约3万个跨国性社会组织,它们在资金运作、价值观输出和其他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已然成为一种“国际社会权力”,并且不断试图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决策与公共事务。而全球市场、跨国公司及其建构其上的国际规则亦试图取代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全球化背景下,此种隐藏于社会组织中的文化霸权和政治强权影响越发巨大,对国家主权、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治稳定均有极大挑战。受此影响,有的中国的社会组织成为了其他国家和组织的“代言人”,而无意于实现其政治整合功能。

  事实表明,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不能仅从其自身的需要、效果与便利性出发,而应该考虑社会组织体系乃至整个政治体系对政治整合的需求,以此为核心进行整合功能地位与方式选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政治整合是“把处于分离状态的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集团结合进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的过程或状态。”[16]那么,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功能要秉持一定的建构准则与途径。在中国语境中,上述准则和途径正是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功能的实践原则与中国路径。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功能的实践原则可被称为“最大共同性原则”,其内容可以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中国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应以合理性为根基。制度的确立发展和推行,均离不开社会成员对其价值合理性和普遍有效性的认同。合理性的含义十分丰富,因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条件而相异。在我国当前的状况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实现政治整合功能应以合理性为根基,而这里的合理性着重体现为政治整合过程中公众的普遍受益为原则。在我国改革发展的进程中,经过改革发展的动员后,不可避免地要引起部分社会群体利益的增长以及部分社会成员利益受损,加之竞争规则的不规范与不公正,很容易造成部分社会群体的心理失衡,从而演变为政治体制之外的异己力量。这时,社会组织政治整合功效的发挥就应该充分的以普遍受益作为政治发展的关节点。普遍受益作为合理性最为鲜明的特质之一,其一方面要求每个人无论其贡献大小均应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起码权利,另一方面要求依据个体贡献的大小而平等的享有不平等的非基本权利。在社会组织进行政治整合过程中,以普遍受益为原则建立的政治体制能够增强政治体系的吸纳能力,更能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推动政治的顺利发展。以此对于我国目前的政治发展状况来说,合理性是制度化建设的根基,普遍受益是合理性的现实内容,中国社会组织在践行政治整合功效的路径中更需要注重这一点。

  其二,中国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应促进多元化和弹性化。政治整合并不意味着整齐划一,达到社会一元化的状态,而是增进社会多元主体和社会异质因素的交往、联系。当然作为社会成员亦应由多元化的角色所连接,而不应该被动的吸收到某一固定封闭的体系之中。包括发挥政治整合功能的社会组织亦应该以多元的形式出现,这样有利于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也有利于社会的交往,有利于增进社会活力。以发展的视角来看,多元化的整合能够扩充社会的容纳能力,使其张力与矛盾冲突缩减,提升每一个社会组织与个体的良好社会环境适应能力,因此多元化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条件。弹性整合则是社会组织政治整合的另一显著特征。弹性整合是与刚性整合和封闭整合相对而言的。固定的模式化、刚性整合是以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及其行为的硬性规范和控制为特征,由此形成的有序社会格局往往是封闭的、非有机的。但现代社会发展翻天地覆,社会人员流动,各种社会组织群体形成迅速使得刚性的整合从总体上看已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现代社会由于其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点,决定了社会整合只能是一种弹性的整合,只有这样的整合才能不断地吸纳利益分化中产生的异质力量,提高政治系统的整合能力和在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下的承受能力。

  其三,中国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应以国家为主要推动力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在国家的倡导下有序推进,而在进行政治整合的路径之中,以中国社会组织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量,显然仍应该在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推动和监管下进行,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伴随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各方面利益分化不断加剧,多元利益主体不免因其非整体性而导致目标短期化、行为非规范化、活动非程序化,所以国家必须担当起政治整合的重要责任;第二,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权威难以进行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制度重组并同时保证政治稳定,这已被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所证明。但是以国家主导的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效之发挥,并不意味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管制和僵化模式中去,这里以国家为主要推动力量是指国家作为“第一推动力”和“始基性存在”,仅仅是宏观的决策和把握,具体的政治整合中的运作方式和介质均由社会组织自发、自主完善。

  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实现政治整合功能的面临大量的行为可能性,符合上述原则的基本方式和路径也有很多。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注意,作为政治整合的基础性力量,党和政府能够高效实现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资源整合,能够在不同的群体与阶层之间充分实现利益整合,可以在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领域体现核心价值体系整合。但是,正因为强制性整合的结构性缺陷,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不但是其自身功能完善的重要推手,也在国家的政治整合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积极借助宗族复兴的力量。近年来,宗族作为众多社会组织中的一员,其复兴慢慢变得引人注目。虽然新中国并不承认宗族的制度性存在,但是改革开饭以来,宗族组织却逐渐复苏。在一些地区,宗族的兴起会承担部分国家代理机构的职能,甚至会导致国家权威的流失。但是,依然不可否认宗族作为既传统又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政治整合道路上所发挥的功能。传统社会宗族就践行着封建礼教和法治精神散播的主要介质,当代中国在摒弃传统糟粕的同时,依然可以借助于宗族兴起整合中国基层政治认同。比较典型的是,在一些村落中,甚至在由宗族组织出面主持的民俗活动中,体现于其中的宗族色彩也会被宗族的领导人有意识地加进法律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部分地调和,因而显示出以协调村民关系为主的功能特征,并力求减少导致在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具有恶性后果的宗族冲突。此种架构和模式下,借助于宗族的复兴,使国家意识形态结合部族传统文化调解底层民众纠纷,继而播撒宣传政治意识形态,使宗族组织在发挥政治整合功能实效时达到润物细无声之作用。

  第二,批判运用国家法团主义。基于前述西方国家社会组织政治整合模式,可知中国在政治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中选择国家法团主义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一则,伴随着市场和改革实践的深入,我国多元社会日臻形成并发展成熟,不同的社会阶层越发复杂其利益纠纷也更趋激烈。二则,中国传统和现实的国家主导社会的模式。中国历史上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模式,使得形成国家主导社会的传统,在国家主导的前提下,国家控制社会组织是完全可能实现的。三则,中国已经形成了垄断性社会组织的结构,如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青联等。如果让这些职能组织逐渐发展和提高它们的代表性,并保持现有的垄断地位,这些社会组织就有能力代表自己的成员参与政府决策,并确保集团成员接受职能组织与政府机构共同制定的政策,发挥相当程度的政治整合功能。第四,我国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已初具雏形。我国颁行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已然确立了双重管理体制,基于此,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确立了政治组织支配社会组织的地位。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政治整合的整合关注模型和责任评估机制。一方面,实现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必须有合理的策略选择模型与选择。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必须以有效解决分化与冲突为宏旨。当然,包括争斗策略在内,问题解决策略、让步策略和回避策略等四种整合策略都是基本的可行的选择。但是,这些策略并非是普遍有效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策略之间还是矛盾至少难以调和而共存的。这主要是因为:“首先,无论我们在策略中选择哪一种,都是为了解决冲突。如果冲突一方发现,某种策略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境,那么很可能会转而选用其他两种策略。其次,这些策略的选用需要不同的心理取向。比如,冲突一方如果打算向另一方让步,或者和另一方合作,那么试图左右另一方的行为就显得不太妥当。第三,这些策略往往会给冲突另一方传递一些自相矛盾的信息。让步常常意味着自己不够强大,这就与向另一方有效地施加压力的行为矛盾,而争斗则可能会削弱另一方的信任,降低问题解决的有效实现的可能性。”[17]而双重关注模型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可行策略,即在同时强调自我关注和他者关注的基础上兼顾让步策略、问题解决策略、回避策略与争斗策略。要使得上述策略发挥政治整合的效用,首先应完善治理结构,建立责任机制,对于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功能和效果的发挥要有专人对其负责和监控;继而,建立第三方的监督与评估机制,由严格的行政控制变为依法监管和科学监管,以此对政治整合效果进行持久性评估。

  第四,理性强化社会资本建设,培育社会组织政治整合文化。众所周知,社会成员的志愿性与草根性参与构成了社会组织独有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相对于西方国家,作为个体的社会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多持有谨慎性态度。同时,社会公众缺乏公民意识、自治观念、契约精神,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多有认识误区,这些都影响了我国社会组织法治功能与政治整合功能的充分发挥。所以,要加大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支持等社会资本的投入,切实加强和培育社会组织的政治整合文化氛围,使得社会组织成为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的有效途径,成为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中坚力量,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和合法性。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宜率先推行全国性农民自治团体的建设,特别是侧重建立乡村的全国性农民社会组织。其不仅能够保护农民的整体利益,而且有助于化解乡村社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将调整乡村组织结构与建立全国性农民社会组织并举,可以有效改善“顶层-基层的脱节”并转变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的真空化困境。

  亓光,1983年生,男,江苏徐州人,法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培养对象,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访问学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制度推进路径研究”(14BKS039),中国矿业大学“党的十八大精神”专项研究课题重大项目(2013ZDAXM06)及中国矿业大学基础与新兴学科建设项目(04212)的阶段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亓光,1983年生,江苏徐州人,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哲学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

  [①]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等是个社会阶层。

  [②]廖小平、周泽宇:《价值观的分化探析——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为背景》,《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3期。

  [③]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3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8页。

  [④]在这个图示中,纵横二轴分别代表不同主体的价值诉求的维度(单一的或复合的)。虚线部分代表主体能够感知或可以确认的价值诉求,P与O是两种不同的感知状况。图示中,A、B、C、D表示各种已经能够确定的选择性方案。由此可见,A、B是偏好性选择,即只能某一主体的偏好而忽视另一方的价值诉求,这必然会带来大量矛盾和冲突。C是一种博弈方案,意味着两方在各自让步的情况下,实现的较为有利的共同性价值感知,是一种政治妥协的结果。而D则是对双方均很有利,是在遏制非理性价值诉求的前提下能够实现的最佳共识状态,是政治整合意图实现的结果。在这里,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研究者将D点的选择性方案称为“整合式解决方案”。只要兼顾或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或价值诉求,就可以利用存在的社会资源提供某种整合式解决方案。这也正是社会组织发挥其政治整合功能的总前提。

  [⑧]戴维·米勒:《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04页。

  [⑨]郭学旺 贾绘泽:《政治整合思想探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4]王利平、苏雪梅:《非正式组织及其管理和控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 年第 5 期,第 57 页。

  [15]何增科:《社会大转型与市民社会理论的复兴》,《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 年第 3 期,第 22 页。

  [17]狄恩•普鲁特、金盛熙:《社会冲突:升级、僵局及解决》(第3版),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第47页。